组建教育集团近年成为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新模式，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：成员学校的关系是“大鱼吃小鱼”还是“并肩作兄弟”？教育行政部门该对不同学校的“联姻”有何作为？如何面对优质校师资单向流到薄弱校的不对等现象？这些考验着政府和学校的智慧。

“师资交流不只是核心校单向输出教师，薄弱校也会派出等数额、同学科的教师到核心校跟教，从而实现双向交流、优质资源共享。”在近日举行的上海市杨浦区集团化办学十周年工作推进会上，控江二村小学教育集团理事长卞贤俊说。

从2005年开始，杨浦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学中的集团化概念，提出小学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构想，先后成立以打虎山路第一小学、杨浦小学、控江二村小学、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为核心校的4个小学教育集团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，有效破解了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的难题。

集团运作模式可以自由选择

一所“名校”加几所普通校乃至薄弱校构成小学集团，校与校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杨浦区的4个教育集团因地制宜，采用两种办学模式，即联盟型和紧密型。

联盟型的特征是，几所公办学校组成非事业法人、非企业法人、非社团法人的教育发展联盟体，名校作为核心成员，对其他成员学校的办学理念、管理模式具有影响力，但并不具有决策权。3个教育集团采用这种模式。

如控二小学教育集团坚持骨干教师交流、校本特色互补、学科教研共建，核心校与其他成员校相互尊重，实现优质资源共享。在师资资源的流动上采用支教、跟教、走教、带教等方式，迄今已有14位教师在集团内跨校交流，为期3年。

卞贤俊认为，“联盟型的集团保证了各成员校的主体地位，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共享教育资源，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组团模式。”

而在紧密型发展模式下，教育集团对属下成员学校的管理决策具有控制权。2009年，打一小学教育集团将组建之初的3所学校合并为一所学校，包括打一小学、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、曹路打一小学，人、财、物、事由集团理事会统筹调配管理，打一小学校长卞松泉任集团理事长。

两种集团化办学的模式并非截然分开，随着同济小学、杨教院实验小学加入打一小学教育集团，该集团也具有了部分联盟型的性质。4个教育集团各自发挥不同办学模式的优势，名校与名校长的影响力辐射开来，形成规模效应，以往的薄弱校逐渐成为受到老百姓认可的好学校。

教育部门为集团化引路护航

近年来，杨浦区教育局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引导扶助教育集团发展，让集团化办学策略成为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助推器。2009年，杨浦区教育局颁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学教育集团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完善小学集团理事会管理机制、集团内教师流动机制、集团各项激励机制，设立集团专项工作经费与奖励经费，为小学集团深化发展提供政策保障。

杨浦每年下拨各教育集团工作经费7万元，用于集团管理、课题研究、教师培训、集团文化活动等。对核心校配送到成员校进行跨校连聘的教师，发放超工作量津贴，每人每月500元，由用人单位在缺编工资中列支。对理事长的集团工作进行年度考核，优秀者年终一次性奖励5万元，良好者奖励2万元。

由于不同教育集团、不同成员学校办学基础各不相同，杨浦区推行项目驱动制，引导鼓励各学校错位发展。例如在“课程建设项目”中，各集团分别制定方案，建立集团内跨校合作团队，联合攻坚，从而带动所有成员校课程建设水平的提高。

“通过考核机制和经费上的支持，教育集团的办学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确保了核心校教育管理思想的输出、师资的输出。”杨浦区教育局局长邵志勇说。

杨浦区还在区域层面建立理事长例会制，区教育局领导、相关业务科室、集团理事长参加，每学期制定计划，阶段回顾项目推进情况。教育行政部门不越位、不缺位，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安排，为集团化办学引路护航。

多样联盟为的是改革创新

经过10年发展，杨浦区4个小学教育集团包含20所学校，共有1.2万名学生，占全区小学生总数的40%。近日，杨浦区举行集团化办学十周年工作推进会，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集团化办学，新成立3个教育集团，首次从小学扩展到九年一贯制学校。

杨浦提出，接下来集团化办学将扩容和深化，尝试多种模式的教育组团发展，如新优质学校集团、与高校合作办学集团、学段衔接集团等。

邵志勇介绍，目前杨浦区东、西、中部均有教育集团，而南、北部尚未组建教育集团，未来3年将实现在地理位置上区域集团化办学全覆盖，并在初中学段探索集团化办学。到2017年，杨浦区70%以上的小学进入集团，集团学生数占比超过80%，进入集团的初中学校数占比达到40%。

一批推进集团化办学的保障政策也将实施。如在新教师引进机制上，探索由集团成立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招聘的模式，由核心校统一培训后安排至各成员校，并在招聘名额方面给予政策倾斜。在师资柔性流动机制上，探索与骨干教师评审、教师职称评审对接的激励机制，进一步调动教师的流动积极性。

“集团化办学不应是行政工作的简单落实，而是基于实证研究支持的科学推进；不应只是办学形式上的变化发展，而是基于真问题的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，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。”邵志勇说。